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，上哪儿上演去？

1983年，15岁的蒙古族少年白岩松进入内蒙古海拉尔二中，成为一个高一学生。10年后的1993年，25岁的白岩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，成为第一个在《东方时空》露面的新闻主持人。这像是两段没有交集的人生——“这样的故事如果没有高考，上哪儿上演去？”白岩松说。
谈高考情景
记者：还记得当年高考分数吗?
白岩松：483分，过了重点线30多分。那时候的高考，首先要看过没过线，接下还要看过没过重点线，能不能上你的第一志愿。所以记得比较清楚。
记者：为什么选择北京广播学院（今中国传媒大学）?
白岩松：这是一个偶然。我母亲是教师，她的一个学生比我高两届，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。我高考那年，这个学生到我家拜年。我听见她跟我妈在聊，说广院如何如何好，比如考试很容易过，总看课外书。从那一年的春节，我就确定要考广播学院。
记者：如果多给你一百分，你还会选择北京广播学院吗?
白岩松：依然是它，即使我所有的科目全考满分，我也会选择广播学院。那个年代跟现在不一样，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名校概念。
记者：为什么一定来北京?
白岩松：我哥哥在79年考上了北京的中央民族学院。他带给我很多外面的、鲜活的信息。我那个时候觉得上大学城市很重要，你最重要的四年，如果仅仅局限在学校的围墙里面，那太可怕了。所以你生活的这座城市很重要。
谈大学生活
记者：进大学的感觉怎样?
白岩松：在大学我不仅读书还读人，那个时候我们广院非常活跃，各路人马荟萃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。我第一要感谢大学的，是它彻底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，我必须独立思考。
记者：你和同学在大学里聊些什么?
白岩松：我们那时候卧谈会谈女生比例很低。谈的就是现在常说的所谓诗和远方，是这个国家的命运，是自己想干什么。我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一点，就是大学四年把时光浪费在了很多美好，但是没用的东西上。谈话，抬杠，大量看书，四处乱转，听讲座听歌。比如我办了广院的第一个书市，第一个体育节，我在学生会里供职，和同学“承包”了图书馆一年，然后请人来做讲座。其实今天看来这些活动都是无用的，但是这些成就了我，让我成为了我。
谈感恩
记者：你很感激高考。
白岩松：我讲一个很遥远的事情。1997年2月19号的早晨，我和刘春正在广州采访。那天睡梦中刘春突然把我推醒，“岩松岩松，起来，小平去世了!”
当时我们正在做《新闻调查》，有采访。我们把工作时间压缩了，一上午全完成。当天下午我们就到了深圳，去给邓小平的画像献花。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发自内心的感谢老人家。要说改革开放还是更宏观的事情，就仅仅恢复高考这一件事，就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命运。
我是生活在海拉尔这个中国最北方的人，而邓小平去世的时候，我是在中国几乎最南方的广州。如此大的跨度，也就是说生命的直径变大了。这一切难道不就是因为高考吗?而高考就是邓小平主政之后恢复的。我内心的感恩是非常强的。
谈底层高考
记者：每年媒体都会披露，有多少高三毕业生放弃了高考。
白岩松：我关注的是那些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，害怕上大学，从而放弃高考的。我们广播学院八五级的同学，每年都资助十几个大学生，坚持了很多年。开始的时候觉得，传媒大学的贫困生很少，想学传媒的大部分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。可是当我们真的去了解的时候，发现我们想象得太乐观，绝不能让上不起大学的孩子真上不了大学。
谈高考公平
记者：现在也有很多人说，高考不再能改变命运了。
白岩松：很多人说现在阶层板结了，其实此前更板结。所以高考才真正地结束了那种板结。让不管是什么身份的人，如果分数靠谱，你就能往外走。
记者：但不得不承认，高考作为一种阶层上升渠道，变窄了。
白岩松：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高考恢复40年，已经由过去极度精英的教育变成常规教育。77、78年的高考入学率百分之五、六，现在接近百分之八十。这区别有多大?2017年的考生是940万人，今年毕业的是795万人，77年的时候只招27万人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9年义务教育将变成12年义务教育，高中一定会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。当它成为一个普通教育，而且基数变得如此之大的时候，它当然不可能像过去一样那么深地改变命运。
记者：你觉得录取率提高是一件好事吗?
白岩松：当我们盯住了过去高考对人命运巨大改变的时候，别忘了没改变的有多少。以1977年为例，那其他没考上学的94%在哪里?改变了他的命运吗?
现在起码高考还让接近80%的人能上大学，他的知识体系等各方面即便失业再找工作，都比没有这个知识体系强。想想那94%没上大学的人，你愿意选择哪个时代?我更愿意看到的是现在。
记者：感觉你是高考的铁杆捍卫者。
白岩松：的确。高考有没有毛病?太多了。我记得我在郑州大学讲过，“没有高考你拼得过富二代吗?”尽管高考有很多毛病，但起码现在还是最公平、最给人希望的一条路。